《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杨琳丨云南昆明报道
近期，全球遭遇高温热浪，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常常见诸报端，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严峻考验，需要世界各国切实行动，携手应对。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共同责任。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落实路径和发展情况有何区别？我国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
不同国家间的区别、地域间的区别
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一些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世纪初已经实现碳达峰，其现在主要面临的是碳中和的问题。而且，业内专家也指出，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自然演化完成“自然达峰”。
“发达国家发展到后工业化时期后，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受到国家政策的约束，同时，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把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它们碳达峰时间要早，并且是基于自身产业结构的自然调整实现的。而发展中国家是基于政策驱动、发展阶段驱动的一种类型。”近日，在由人民日报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指导，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林场协会、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绿水青山论坛·滇池大会”期间，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对外交流部主任张志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
据他介绍，发达国家在实现碳达峰之后，其碳排放水平已经处于逐渐下降的阶段。从碳中和来讲，发达国家的时间也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早。“另外，发达国家在绿色转型的过程当中具有技术优势，传统产业比如钢铁，更多的是用短流程工艺、用可再生能源比如用氢来炼钢，而我国目前大部分企业还需要用煤电。”
相关数据显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发达国家普遍要用50～70年，中国安排自己的过渡期仅用30年。这意味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需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情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在责任上也有区别。我们面临的环境可能比发达国家当时的环境更复杂。”张志强说，“我国目前还没到达碳达峰的拐点，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面临的时间和强度挑战更大。”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有什么区别，落实情况如何？
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其中提到，“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来讲，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70%的温室气体是由发达国家排放的，30%由发展中国家排放，虽然大家都有共同减排的义务，但是减排的责任不一样，发达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张志强说，“根据气候变化谈判和巴黎协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技术和资金的转移，但是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没有太多作为。”
多年来，发达国家一直没有兑现气候融资的承诺。正如刚果（布）总统萨苏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谈到的：“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目标自2009年确立以来从未实现。”
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和时间不同，那么，具体到国内，各省份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张志强分析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能搞“一刀切”，要考虑行业企业发挥的作用，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率先达峰。目前,北京已经宣布在2012年完成碳达峰，在全国统一碳达峰的基础之上，比如部分省份达峰之后，可能还有部分高排放省份没有达峰，这时就需要统筹考虑，在保障总体达峰的基础上，可以允许部分地区灵活设置时间表，以保障绿色公正转型。目前，各个省份都在积极推进碳达峰进程，出台相关的规划和政策。在实践中也发现，一些地方面临现实问题，如绿色价值实现和跨区域补偿等，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现有政策以推动各地尽快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他举例称，比如探索放开绿色能源的跨省份交易；碳市场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后，让市场机制把新能源企业的指标转化成各省份的生产力，探索推动绿色价值实现的途径等。这也就意味着，发展绿色能源、绿色电力的省份能够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当中得到应得的利益，让他们有更多途径和更低成本，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机遇和挑战
未来，传统能源处于下行趋势，清洁能源处于上升趋势的方向是确定的，但这个过程还可能存在一些曲折。
“从目前我国碳排放的构成来讲，煤电是大头，占50%左右。现在，如何把能源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过来，加大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光伏、太阳能这些发电非常重要。”张志强表示。
在他看来，现在我国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近几年，中国对新能源的投资和市场容量扩大，为全球新能源价格下降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同时，现在光伏和煤电的发电成本几乎持平，这为化石燃料发电逐渐转化为新能源发电创造了非常好的契机。还有，随着储能技术进步，抽水蓄能、光化学储能这些技术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是转型成本，新能源完全替代传统能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新能源自身也有一些短板，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克服。”张志强分析，风电、光伏都是间歇性电力，我国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用火电进行调峰，保证电力供应的持续性。同时，抽水蓄能、光化学储能这些技术有适用条件，一些新技术的商业化成本还比较高。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削减煤炭发电的条件。
“另外，现在产业技术路线在产业界还有一些争论，需要通过论证和产业验证来确定哪个路线是最优的。这就需要两条腿走路，既要通过法律法规、产业标准倒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也要用市场手段，通过利益激励来引导企业通过节能减排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
“目前我国也是这么做的。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碳市场和绿电（证）市场未来的融合，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会更有效，效果也会更明显。”张志强说。
他还提到，目前，我国清洁能源也出现了一些产能过剩的问题。“部分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上了一些新能源电池、风能等项目，但市场没有那么大的消化能力，导致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种情况未来还需要政策介入和调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