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尼·林斯（中国—巴西研究所所长、巴西经济学家）
提拉纳（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谢栋铭（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学家）
艾汉·高斯（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
傅立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中国经济专家）
经济增长——
正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罗尼·林斯：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进行评级时，考虑的因素包括机构评估、经济、外部因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这涉及计算、考察和调研等方面，主要目的是向资本市场上的授信机构和投资者提供各种信息，履行管理信用的职能，也就是限定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风险，看其是否有履行其财务承诺的能力。这些预测并不总是能够真实地评估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真实情况，如对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等，评级机构并不是总能做出正确的预测。
两大评级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定为负面，并没有反映出目前中国真正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中国的预测相对保守。尽管一些中国企业的利润有所减少，但在中国现有政策空间下，中国的发展潜力依然很大，不能因此就下调中国经济的展望。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实行改革的速度达不到预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以符合其发展规律的速度进行改革，经济转型需要一定时间。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有3.33万亿美元，这是中国足以应对其财务承诺的重要保障。
提拉纳：国际评级机构是基于主权国家以往的经济表现，并结合自身的选择偏好做出主权信用评级，评级结果相对于受评估国家的经济表现而言，具有滞后性，且它们由美欧资本控股，受到西方价值观、自身商业利益等所导致的垄断性、监管缺失等制约，因此，只能充当国际投资人的参考指标，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直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国际主要评级机构才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招致欧盟委员会宣布对标普和穆迪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反应迟缓进行调查。
和评级相比，国际组织对经济体做出的经济形势展望更有前瞻意义，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经济体发展的肯定与信心。4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美国、欧元区、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唯独上调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期。IMF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期是对中国已宣布的经济调整政策所做出的反应。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随着中国去产能、去库存的推进，工业增长将进一步下降，而服务业有望保持稳健增长。”
此前一天，世界银行也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6.7%的预测，并表示2016年，中国仍然是亚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4月以来，摩根大通、瑞信、高盛、汇丰等金融机构也纷纷上调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体现出在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期望。
谢栋铭：去年夏天以来，市场对中国一度陷入了非理性的悲观情绪中，影响到了包括IMF在内的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判断。今年2月以来，中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这种过度悲观情绪得以纠正，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可以实现的信心不断增加。IMF也对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投了信任票，认为这些政策正在起到作用，将在未来继续支持中国经济。
傅立门：IMF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基于中国去年和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状况做出的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7%。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钢铁、煤炭等很多以前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行业都显露出疲态，中国能实现6.7%的经济增长并不容易。而且，这一经济增速处在相对平稳的区间，比美国、欧盟和日本都要快。
目前，中国政府正推进经济转型，服务业有望持续保持增长，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必要时，中国政府可以动用很多政策性工具，释放出更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2015年，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乏力，中国的进口增长快于出口，金融风险增加；从国内来看，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期，资源环境、市场环境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中国政府拿出更多资金用来支持民生发展。在内外双重挤压下，2015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6.9%，着实是一个不低的速度，总体上符合中高速增长的目标。而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25%以上。
艾汉·高斯：中国服务业增长强劲，部分抵消了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2016年可能逐渐放缓，实现经济再平衡。由于资本外流减缓，货币贬值减弱，外汇储备3月实现小幅上涨。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近采取的刺激性措施产生了作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期正在加强。我们预测，今明两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6.7%和6.5%。
罗尼·林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与去年基本相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7%，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都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渐趋稳定，已经开始周期性复苏。此前世界银行也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7%，因此在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6.5%—7%的全年增速目标将不成问题。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国政府还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更大程度的监督，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推进，改革行动更加开放深入，全国范围内也更加强调创新。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更加注重引入外部资金，打破旧有的发展模式。未来几年内，将着力扩大内部的消费和服务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支持。此外，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大前提下，中国的能源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可持续能源的使用比重在逐渐增加。
张明：从第一季度的关键经济指标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回暖迹象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货币信贷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显著放松等政策行为导致的。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的回暖对于当前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反弹、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回流与本币贬值压力削弱，都有明显的提振作用。
谢栋铭：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整个新兴市场经济趋稳，尤其是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随着对中国经济崩溃的担忧开始减少，资本外流局面好转，新兴市场国家甚至重新出现资本流入的局面。而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也对资源国家的汇率起到了支撑。近期全球市场情绪上涨，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趋稳，排除了全球市场面临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外来投资——
看好大市场和对外开放水平
傅立门：调结构促转型、发展消费驱动型经济将是大势所趋，中国目前正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近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经济转型已经开始，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很长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对比，中国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经济调整和改革。
提拉纳：2008年后，中国政府努力避免经济“硬着陆”，并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过去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依靠国内消费和创新驱动。通过持续推动发展服务业，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发展。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深化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成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今后，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市场需求，避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大规模资金外流，主动提高项目质量。要汲取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刺激计划失败的教训，不再重走依靠刺激计划发展经济的老路，而应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铺路。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去产能压力不断加大，应该充分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让中国制造业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此外，不应该急于追求城市化率，不再建超大城市，而是重点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农村人口留在农村，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从而带动乡镇地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全国吸收外资总体稳步增长。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56家，同比增长1.6%。在服务业众多领域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势头最为强劲，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04.3%，其中，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
对投资人而言，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任何投资者都不能忽视。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行政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这对外资是重大利好。需要注意的是，真正希望通过在华长期投资实现发展的非金融投资项目，应该得到大力支持。相反，对于仅着眼于短期利益而进行的金融投资，则应谨慎对待。
谢栋铭：随着中国推动产业升级，中国制造或中国建造不再是廉价的代名词，而是高质量的象征。中国产品性价比的快速提升也使得中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201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6%，达1360亿美元，总量居全球第三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所做的统计表明，88%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大有前途。中国政府也在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加强风险管控，防止企业债务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办法切实可行。总的来看，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在吸引外资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沿海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展较快，制度环境优越，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罗尼·林斯：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实力雄厚，在基建等领域有显著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随着越来越多外资进入中国，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和服务行业，中国也将为吸引更多外资创造更好的条件。如果中国能够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深化内部改革、挖掘日益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和改善。
整体债务——
规模占比不高，风险可控
谢栋铭：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高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股权融资相对滞后是导致企业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第二，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因此，无法用国际经验来判断中国的债务风险。
傅立门：中国的债务风险主要来自金融领域和转型的产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银行业的投资和债务数量增加，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现在，债务增长速度下降后，就需要慎重考虑如何消化这些巨额债务，尤其要警惕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聚集的大量资产在转型过程中转变为不良债务。
张明：目前，中国的国民债务率并不高，但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偏高，要警惕企业杠杆率急剧下行所导致的一系列风险。为此，要在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企业部门去产能与去杠杆；要正视未来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的风险，通过政府注资、银行自行核销、市场化处置等方式来应对未来的不良债务。在此过程中，既要避免产生大量的“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又要避免释放过多信贷进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
谢栋铭：中国外汇储备较多，居民储蓄率较高，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低，可以形成缓冲，为中国争取化解债务风险的时间。中国有履行其财政承诺的能力，中国整体的债务风险短期内依然可控。允许“僵尸企业”破产以及重组将有利于减少金融“空转”，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可以缓解杠杆快速上升的风险。
提拉纳：当前，中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不到40%，规模尚处在可控水平，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目前的债务规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40%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债务规模的口径，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中国国情也具有独特性，因此不能完全用国际口径“一刀切”。为了逐步缩小债务规模，中国需要进一步压缩财政支出，避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降低金融运作比例，推动外汇储备更加多元化。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中国应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其中包括：密切跟踪和评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预警，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研究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开展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等。
在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各地区应设置不同的发展重点。例如，东部地区投资环境建设的重点是提升综合竞争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和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建设则要把重点放在“软、硬”投资环境的同步建设发展上。
总的来看，中国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强化管理，充分发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吸引力，充分利用人才优势，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