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星：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东风一号”“巨浪一号”“东方红一号”星弹齐发
以“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纬禄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人，筚路蓝缕，见证和参与了我国的航天事业在国家经济、技术极其落后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历程。
20世纪40年代初，刚20岁出头的黄纬禄在英国留学期间，第一次知道了“导弹”这个“大家伙”的厉害。他想：要是中国拥有了导弹，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1957年，在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黄纬禄开始了他的“导弹人生”。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的志气。
当时，中国导弹面貌一穷二白，一切要从零开始。身为控制系统的负责人，黄纬禄要确保导弹的“头脑”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始终清醒，能够准确控制弹身飞行姿态和轨迹。他从基础学起，不断吸纳新的知识和技能，最终成功研制出我国历史上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零的突破！
此后，黄纬禄临危受命，担任我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带领年轻的研制团队，克服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许多困难，提出“台、筒、艇”三步发射试验法，开创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试验程序，并开展了大量试验验证，终于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我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研制成功，举世震惊！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让中国彻底摆脱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
与此同时，我国第一枚防空导弹的研制也被提上日程。
1960年，27岁的于本水从世界航空航天界一流学府——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学成归国，被委以重任，着手仿制从苏联引进的先进导弹。
1961年，被任命为导弹总体组副组长的于本水和同事，在我国防空导弹总装厂，进行开创性研制。
1965年，我国“红旗一号”防空导弹仿制成功，次年完成生产定型，实现了我国地空导弹从无到有的突破。
在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小二黑”的诞生见证了一段奇迹。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航天科工三院自筹资金开展“鹰击八号”导弹预先研究，这一创造性设想因初期没有国家立项、没有拨款，又因其身形小，被大家称为“小二黑”。
“小二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固体燃料主发动机，丁振宗与攻关小组一起开始“白手起家”的攻关。没有适合的燃料，他们就和外协厂家一起搞配方研究；没有试车台，就在山沟里挖坑，将发动机头朝下埋在坑里点火试车；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将发动机喷管的颈部用一根很粗的钢丝绳固定在土坑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就是在这个土坑里，用这些土设备加上“土得掉渣”的方法，终于取得了固体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随着导弹技术艰难推进，起步于国防安全的航天，又开始了向太空的探索。1958年，我国把发射人造卫星列为重大任务，并决定在1970年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
当时年轻的陈克明和他的同事承担起“东方红一号”第三级固体火箭，即“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当时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响应号召，争着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偏远郊区。”中国航天科工六院陈克明对往事记忆犹新。
基地只有一条拼凑起来的临时生产线，几栋单身宿舍楼成了睡觉吃饭、学习办公、设计画图的“综合楼”。有家室的人员分散住在基地周围一二十公里农户家的仓库里。晚上冻得无法入睡，还担心野狼入室，一日三餐几乎都是窝窝头加土豆白菜。
真正让陈克明犯愁的是国外对中国严重封锁——固体推进剂的研制技术是绝密的，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和引进，陈克明只能抱着一本《火箭推进》的原版书籍自己翻译，反复学习，不分白天黑夜地画图计算。
没有合适的材料和生产厂家，陈克明就带着图纸和技术文件，辗转十几个省市，走访30多位专家，寻找能封闭独立研制燃烧室壳体的厂家。
1970年4月24日晚9时36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震耳的隆隆声中离开发射台，越飞越快，越飞越高。那一刻，陈克明眼中饱含热泪，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拿到了“太空俱乐部”的通行证，注定载入史册。
探索星：不向失败低头 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时间的齿轮转入20世纪90年代，走来了中国航天中生代方阵。
1998年，湖北远安的山沟里来了一批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其中就有中国首个固体机动小型运载火箭“快舟”的总设计师——梁纪秋。
当时，066基地（后更名重组为中国航天科工四院）到学校招生，挑中了梁纪秋。出于能进国家单位工作的“荣耀”，梁纪秋答应了，没想到这之后进了山沟，一待就是5年。
同样“撞”进航天大门的还有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型号总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标兵屈晓光。“只要爱上了就是适合的。”没有太多纠结，他成了一名航天人。
一批批年轻人踏进航天大门，开始他们与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
在某工程的总体方案设计中，身为普通技术员的梁纪秋大胆地将球形部件改为环形部件，解决了按常规思路不可能实现的问题，让他“一战成名”。不到34岁时，梁纪秋已成为中国航天科工四院最年轻的型号总设计师之一。
与两位“天之骄子”不同，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的王阳当时只是个车床旁的小学徒，初出茅庐的他看师傅们灵巧的双手加工出一件件精美的零件，他感受到一种机械之美，开始学艺。凭着一股韧劲，王阳成为厂里众所周知的“小专家”。
梦想实现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对于航天这样集成度、复杂程度极高的系统工程，失败和挫折不可避免，而在航天人的字典中，不会轻易言败。
老一辈航天人作出表率。刘庆楣作为某型号总设计师，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型号研制接近尾声，然而，三发弹两发不中的试验结果，无情击碎了试验人员的梦想。
她和团队顶住压力，经过大量的地面试验和调研分析，终于查明失败的原因，问题迎刃而解。该型号后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被海外誉为“中国飞鱼”。
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干前人没干过的“活”，航天青年创造的纪录不断被刷新。
从“神一”到“神十”，从不载人飞行到载人飞行再到交会对接，王阳交付的产品合格率全部达到100％，创造了国内机械加工行业的多次加工之最。
梁纪秋把“快舟”从一个备受质疑和争议的概念打造成一件好商品，登上国际商业发射的舞台。
屈晓光设计的某型号雷达设备一举达到国外该领域同等先进水平，助力型号发射成功。
这些闪亮的“星星”推动我国航天事业从开始的“一穷二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21世纪航天事业“全面开花”奠定坚实的基础。
创客星：在实战中接班 弄潮“双创”云时代
时空的长河，倏忽而过。进入21世纪，中国航天事业充满朝气的年轻一代迅速成长起来。
如今，航天队伍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超过60％，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研制队伍平均年龄均在30岁左右，如此年轻的团队，令世界航天界惊叹。中国航天的青年已在工程研制的“实战”中接班，实现从生力军向主力军的跨越。
曹彦生24岁时已成为航天科工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有一年春节临近，某型号零件的加工濒临报废。情况紧急，车间将这个大难题交到曹彦生手中。他把自己关在车间推敲加工方案，铁杵磨成针。最终，产品精度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指标。
难关攻克已是除夕夜，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体重锐减7斤。大家事后才知道，当接到任务时，曹彦生的兜里已经放着准备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如果说，执着与坚守可以战胜困难，那么，创新则是航天事业永续发展的“法宝”。
2007年年初，交会对接微波雷达研制工作启动，时间比载人航天工程其他测量敏感器晚了5 年，研制进度落后于载人总体的任务进度要求。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十五所交会对接微波雷达研制团队主任设计师，当年29岁的蒋清富带领团队，创新方法，开展了大量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工程样机性能验证试验。短短一年，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工程样机性能得到全面验证。2010年11月顺利完成微波雷达正样产品交付，成为所有交会对接的测量敏感器中最晚进入、最早交付的产品，圆满助力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交会对接。
让青年在实战中迅速接班，这些在新科技中成长起来的创客星，在“双创”大潮中瞄向世界前沿技术，精准发力。
2016年10月12日，2016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深圳主会场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双创”点赞。他说，航天科工的例子表明，高科技、高精度行业也在大力发展创客团队。航天科工十分有眼光，能拿出几亿元给创客提供支持，尤其在市场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努力由规模化向定制化发展。
目前，航天科工有“航天创客”团队2000余个，90％以上为青年创客。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方向明介绍，集团公司按照“航天创客创意种子培育期、创新产品孵化期和创业产业加速期”三个阶段，让航天创客进入“创意提炼池、种子培育池和成果转化池”，提供不同的政策、资金与其他资源。同时，鼓励创客团队跨单位联合开展“双创”。
“通过内部‘双创’，航天科工将在新一代防务装备技术、航天发射与应用技术、信息安全与自主可控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部分产品实现‘性能不变成本降低50％以上，成本不变性能提升50％以上’的创新目标；培育出一些‘导致技术换代的原创技术或导致行业重构的颠覆性技术’。”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高红卫说。
60年一甲子，“神十一”正九天遨游。今天，中国航天事业又站在新起点上。航天人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