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启动的国企改革，最大的特点以及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将不仅仅是国企领域的改革，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协调并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更宏观、更全面的高度和角度，既要从外部看国企存在的内部问题，也要从内部看制约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外部因素，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通过梳理30多年来，尤其是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的国企改革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查找问题根源，结合当前形势，勇于开拓创新，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协调推进。
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融合问题
在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形势下，必须加紧研究党对企业的领导将会发生哪些管理结构上的变化。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变量：一是国有企业董事会将成为决策核心。企业董事会中的非国有股东或独立董事，将会越来越强硬地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主张权利，党的组织如何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约束下发挥企业重大决策领导核心的作用？二是国有企业管理层将职业经理人化。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将会越来越明显地与企业董事会意向相左，党的组织如何在《公司法》和企业章程的约束下发挥选人用人的主导作用？三是国有企业员工将完全市场化选聘。员工的维权意识以及自利倾向，将会越来越激烈地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党的组织如何在《公司法》和企业章程的约束下，保持对工会组织的绝对领导，并有效协调企业与员工的利益？
人大立法与行使全民所有监督权问题
国有资产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真正具有出资人主体意识的，并不是虚拟的国家组织，而是具体的每一位公民。要真正化解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矛盾，必须唤醒公民的出资人权益意识，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体现和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是破解国企改革世纪难题的重要推动力量。人大应倾听民意、代表民意，主动作为，有所作为。人大的作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使立法权，就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挥立法作用。目前仅有湖北、山东等极少数省由人大通过了地方性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并将前文所述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问题予以法律确认。还有前文所述的关于对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转让重大财产、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指导标准等问题的立法与审批，都应该予以统筹考虑。二是行使监督权，监督政府以及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履行职责。当今的行政体制设计确实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这在国资监管领域表现比较突出，这就更加需要人大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针对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和具体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上缴收益，监督什么？怎样监督？人大的这一作为，将直接改变现有的国资监管困局。
司法保障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问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保护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不受侵犯，遏制商业腐败，维护公平竞争，所有这些都直接依赖于司法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但凡市场经济成熟的经济体，都与其法制建设密切相关。有力的司法保障，不仅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重大意义，也为促进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司法部门应与人大立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积极主动地审查、清理、修订、增订、解释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更加有效的司法保障体系，营造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
除此之外，还有财政部门统筹国有企业上缴收益的分配方式问题，人社部门统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国土部门统筹国有企业“三旧”改造项目的政策问题，等等，皆需要各方面各部门主动作为，齐头并进，才有可能形成合力与推动力，使国企改革有序、协调、稳健地展开。
（本文章摘自4月17日《南方日报》。）